刘禹锡诗“性格”新说——以游玄都观诗为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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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3-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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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禹锡诗“性格”新说——以游玄都观诗为例戴伟华2018-03-1210:30 来源:  作者:戴伟华(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)  文学史在分析刘禹锡性格时,往往会以游玄都观诗为例。

刘禹锡从贬所征还,游玄都观,作诗一首。 据说此诗被人解读后,告诉当政,刘又遭外贬。 “紫陌红尘拂面来”以及“百亩中庭半是苔”两首诗到底反映了刘禹锡怎样的性格?是否如通行文学史所说的“倔强”呢?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。

关于刘禹锡两题玄都观诗事的说法流传甚广,中间尚有疑惑不解处,以记载时间先后将材料罗列如下:  ——刘禹锡自说。 《再游玄都观绝句》:“百亩中庭半是苔,桃花净尽菜花开。

种桃道士归何处?前度刘郎今独来。 ”诗《引》云:“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,时此观未有花木。

是岁,出牧连州,寻贬朗州司马。 居十年,召至京师,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,满观如烁晨霞,遂有前篇,以志一时之事。 旋又出牧,于今十有四年,复为主客郎中。

重游玄都,荡然无复一树,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。

因再题二十八字,以俟后游。

时大和二年三月。 ”  ——《本事诗》说。

“刘尚书自屯田员外左迁朗州司马,凡十年始征还。

方春,作赠看花诸君子诗曰:‘紫陌红尘拂面来,无人不道看花回。

玄都观里桃千树,尽是刘郎去后栽。 ’其诗一出,传于都下,有素嫉其名者,白于执政,又诬其有怨愤。 他日见时宰,与坐,慰问甚厚,既辞,即曰:‘近者新诗,未免为累,奈何?’不数日,出为连州刺史。 其自叙云:‘贞元二十一年春,余为屯田员外,时此观未有花。

是岁出牧连州,至荆南,又贬朗州司马。

居十年,诏至京师,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,盛如红霞,遂有前篇,以记一时之事。 旋又出牧,于今十四年,始为主客郎中。

重游玄都,荡然无复一树,唯兔葵、燕麦,动摇于春风耳。 因再题二十八字,以俟后再游。 时太和二年三月也。 ’诗曰:‘百亩庭中半是苔,桃花净尽菜花开。

种桃道士归何处,前度刘郎今独来。

’”文中“太和”乃“大和”之误。

  ——《旧唐书》说。

“元和十年,自武陵召还,宰相复欲置之郎署。

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,语涉讥刺,执政不悦,复出为播州刺史……大和二年,自和州刺史征还,拜主客郎中。 禹锡衔前事未已,复作游玄都观诗序曰:‘予贞元二十一年为尚书屯田员外郎,时此观中未有花木,是岁出牧连州,寻贬朗州司马。 居十年,召还京师,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红桃满观,如烁晨霞,遂有诗以志一时之事。

旋又出牧,于今十有四年,得为主客郎中。

重游兹观,荡然无复一树,唯兔葵、燕麦,动摇于春风,因再题二十八字,以俟后游。 ’其前篇有‘玄都观里桃千树,总是刘郎去后栽’之句,后篇有‘种桃道士今何在,前度刘郎又到来’之句,人嘉其才而薄其行。

禹锡甚怒武元衡、李逢吉,而裴度稍知之。 大和中,度在中书,欲令知制诰,执政又闻诗序,滋不悦,累转礼部郎中、集贤院学士。 ”  刘禹锡自说未涉及他人与自己的仕途。 如依刘《引》所述写作本事,则二诗仍触景生情,寄托感慨。 诗《引》交待作诗缘由,以记时记事为主。

《本事诗》说,除刘自序内容外,添加了“紫陌红尘拂面来”诗传播及其严重的政治后果。 《旧唐书》说大致承《本事诗》,但稍有不同,不仅保留《本事诗》有关第一首诗“紫陌红尘拂面来”的效果记载,又增添了第二首诗“百亩中庭半是苔”引起的后果,以及“人嘉其才而薄其行”的直接评价。   为准确分析刘禹锡的性格,这里对三则材料做了比较。

材料一以自序交待作诗原因;材料二添加了第一首诗在传播中产生的影响;材料三在《本事诗》的基础上,保留了第一首诗传播影响的记载,又添加了第二首诗在传播中的影响,而且两次提到“执政不悦”。 《旧唐书》的最大改动是增加了社会舆论以表示修史者对此事的评价,所谓“人嘉其才而薄其行”,这其实是很重的一句话。 对历史事件的记载,常处在一种不断递补的过程中,有时会让人们更加明白事情的始末和真相,有时也会因添加不妥做了错误的引导,而让人们陷于迷惑之中。

  就材料探讨刘禹锡性格有两条线索,结论是有差异的。

一是如刘自述,他就事论事,只关注诗歌写作,先后两次都是即景叙事抒情,有寄托。

至于二诗所产生的影响,他并不知情。 这样可以归纳刘之性格:自信中稍有自负。

二是综合《本事诗》和《旧唐书》记载,二诗均被人过度阐释,产生不良后果。

这样即可归纳刘之性格:自信而且固执,甚至不明智。 但这里有一问题:刘是想入朝做官的人,他如果明知第一首诗已惹下麻烦,为何又写第二首诗再去找麻烦。 这样岂不是自寻烦恼,有意做事与愿违的事,此于情于理难通。   两题玄都观诗确实给我们解读古代作家性格带来了许多启发。 三则材料其实有两种传播路径:一是刘之自述,《本事诗》和《旧唐书》也是尊重这一材料的,都如实引用,个别地方文字稍异;二是《本事诗》和《旧唐书》新增内容,虽是传闻,也一定有真实的成分。

这样,对写作者而言,他并不一定知道诗歌写作引起的后果,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将诗与自己被贬联系起来,故“紫陌红尘拂面来”诗记一时之事,后因再题“百亩中庭半是苔”诗,以俟后游再有题作,如此而已。

至于《本事诗》和《旧唐书》所记则反映了另一事实,有人利用刘禹锡诗做文章,有意把诗中的描写和情绪上纲上线,对刘陷害并得手。

记录者则将传闻尽量和刘两度作诗两度被贬做了因果联系。 这样推理情理上容易被人接受,将刘两次被贬归结为两次题诗的影响。

如果说如《本事诗》所载,第一首诗已产生严重后果,那么,刘禹锡写作第二首诗就是明知故犯了,这样是否低估了刘禹锡的政治智慧?毕竟,他跟随杜佑多年,又经历了“永贞革新”的浮沉。

  一般情况下,文学史著作都会引这两首诗来说明刘禹锡的性格,但如何解释,还可以讨论。 如果刘禹锡是在不知道第一首诗的传播影响的情况下,事隔十多年又写下第二首诗,那只能就诗歌内容和刘之自述来推论其性格,这样可以说刘诗表现出感伤(第一首)、自信(第二首)。 如说二诗表现出倔强的性格,似为不妥。   《光明日报》(2018年03月12日16版)【责任编辑:产娟娟】。